轉發原文標題:《CGV創始人Steve:「失去的三十年」給我們的啟示:日本Web3行業應避免重蹈覆轍》
“我認為,日本目前在Web3領域的發展就像一句日本諺語所說的那樣,‘造了佛像卻不注入靈魂’,也就是說:‘形式有了,但實質還欠缺。’儘管日本政府在Web3政策制定和標準設定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執行和關鍵環節上仍然存在明顯不足。”——CGV創始合夥人Steve
Steve的觀察並非空穴來風。儘管日本在Web3技術的接受度和政策出臺速度上表現得相當積極,但根深蒂固的保守文化以及繁瑣的官僚體系卻嚴重製約了創新步伐。這種文化傾向深植於日本社會對穩定和規避風險的偏好中。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機構,都更願意選擇安全穩妥的路徑,而非大膽嘗試新興技術。因此,日本雖然在技術引入方面處於國際領先地位,但商業化的進程卻明顯滯後,導致發展節奏緩慢且缺乏連貫性。
明治維新(1868年)是日本邁向現代化的重要轉折點。當時,日本通過學習西方的軍事、工業和教育體系,開啟了迅猛的現代化進程。然而,在引入技術的過程中,日本在吸收和轉化這些外來技術時遇到了不小的困難。雖然先進技術成功引入,但將其轉化為日本本土的創新能力,卻是一個漫長且艱難的過程。
以鐵路工業為例:日本在工業化初期,大量引入了來自英國和德國的鐵路技術,但由於缺乏本地化的專業技術支持,頻繁發生故障,併產生了高昂的維護成本。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日本才逐步掌握了鐵路相關技術,實現了本地化創新並做出顯著改進。
二戰結束後,日本通過“經濟奇蹟”實現了迅猛發展,而這背後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對外來技術的快速引進與應用。20世紀50年代,日本從美國引入了汽車和電子技術,並在短短几十年內成功躋身全球領導者行列。然而,這一過程並非一帆風順。
在早期,日本的汽車和電子產品幾乎完全模仿西方設計,研發能力相對薄弱。以豐田為例,其戰後初期的生產線幾乎完全照搬美國福特和通用汽車的模式。但通過不斷優化和改進,豐田最終開發出了“精益生產”體系,為日本汽車工業的全球領導地位奠定了基礎。
在電子領域,索尼是一個經典案例。20世紀50年代,索尼推出了第一臺晶體管收音機。這項技術最早由美國貝爾實驗室開發,而索尼通過優化收音機的體積和音質,成功打開國際市場,成為日本創新的標誌性品牌。從模仿到改進,再到自主創新,日本企業用了數十年的時間,最終實現了從技術追隨者到全球領導者的轉型。
20世紀90年代經濟泡沫的破裂,標誌著日本進入了被稱為“失去的三十年”的時期。這期間,日本經濟陷入停滯,創新能力與全球競爭力顯著下降。從1990年至2020年,日本的GDP增長長期低迷,而韓國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許多高科技領域迅速崛起,甚至超越了日本。例如,1995年,日本半導體行業的全球市場份額超過50%,但到2020年,這一數字已驟降至不足10%。
全球股市比較:TOPIX/S&P 500指數比例
作為衡量日本股市全球地位的指標(數據來源:大和綜合研究所)
造成這種停滯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在技術商業化方面的過度保守,對新市場和新興技術反應遲緩。例如,松下和東芝等電子巨頭未能及時調整戰略,應對智能手機和新型半導體技術的發展,最終被蘋果和三星等全球競爭對手甩在身後。同時,日本複雜的官僚體系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創新停滯。企業往往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完成政府審批、許可證申請和合規流程,使許多項目在市場變化中顯得遲緩而無力。
在汽車行業,儘管日本在20世紀末保持了競爭力,但面對電動車(EV)革命卻反應緩慢。特斯拉等新興企業迅速搶佔市場,而豐田和日產等日本企業直到近幾年才開始推出電動車型。2020年,日本在全球電動車市場的佔有率僅為1.1%,而中國和歐洲的佔比分別達到44%和28%。這種緩慢的轉型進一步反映了日本對技術變革的保守態度,並削弱了其競爭力。
綜上所述,日本雖然歷史上曾通過引進外部技術實現快速起步,但在將其轉化為自主創新能力時,始終面臨著文化、體制和市場等多重挑戰。這些經驗為Web3的發展提供了深刻的啟示——如果日本無法迅速擺脫保守文化和官僚體系的束縛,可能會錯失下一波技術革命的機遇。
2023年,日本政府發佈了《日本Web3白皮書》,詳細闡述了區塊鏈和數字資產的發展計劃,旨在通過政策支持為Web3技術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2024年,政府通過了一項法案,允許風險投資和投資基金持有加密資產。這些政策展現了日本利用Web3技術推動數字經濟轉型的戰略意圖。
政策的快速推出源於與其他國家的競爭壓力。例如,新加坡和韓國已在區塊鏈和數字資產領域取得顯著進展。日本希望通過吸引全球Web3公司和人才,避免在新一輪技術競賽中被邊緣化。
一些日本主要企業積極投身於Web3領域。例如,索尼成立了專門的區塊鏈技術和NFT部門,利用其在娛樂行業的優勢,探索將數字資產與音樂、電影等結合的新商業模式。2024年8月,索尼的新加坡子公司 Sony Block Solution Labs Pte. Ltd 推出了以太坊第二層擴容系統“Soneium”。
Soneium生態系統的首批Web3合作伙伴(來源:Soneium 官網)
與此同時,SBI控股(前軟銀集團金融投資部門)是日本首批進入加密貨幣領域的金融機構之一,投資了區塊鏈支付、數字資產管理等領域。SBI還與Ripple合作,利用區塊鏈技術改善跨境支付系統,並建立了區塊鏈投資基金,以推動日本區塊鏈行業的創新。
NTT集團則專注於基礎設施開發,計劃建設高性能通信網絡,以支持Web3應用的發展。2024年,NTT宣佈與多個Web3項目合作,探索區塊鏈技術在智慧城市和物聯網解決方案中的應用。
儘管日本政府對Web3表現出積極支持態度,但複雜的監管和合規框架為許多企業帶來了顯著挑戰。《金融商品交易法》(FIEA)和《支付服務法》對加密資產設立了嚴格要求,包括反洗錢(AML)和了解客戶(KYC)義務。這種監管複雜性導致企業在獲取許可證和審批時面臨高昂的成本和漫長的等待。
根據2024年數據,超過70%的Web3公司認為合規成本是進入市場的主要障礙,合規相關支出平均佔總成本的20%以上。這對資源有限的初創公司尤其是一個巨大負擔。此外,新項目在日本交易所上市時還需經過嚴格的監管審查。根據行業調查,日本交易所新項目的平均上市時間為9至12個月,而其他國家通常只需3至4個月。
日本在Web3等新興領域的人才儲備嚴重不足,與其他國家相比差距顯著。根據LinkedIn 2023年《全球區塊鏈人才報告》,日本的區塊鏈人才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不及韓國的四分之一。這一人才短缺成為日本Web3行業發展的重要瓶頸。
人才短缺的根源在於日本教育體系對新興技術的重視程度不足。儘管日本大學在傳統工程學科方面表現突出,但在區塊鏈、智能合約等前沿領域的投資卻相對滯後。此外,日本保守的企業文化也使創新型人才難以培養和留住,許多年輕人因缺乏冒險精神而對創新望而卻步。
為解決政策執行滯後的問題,日本政府需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提升執行效率。首先,應簡化審批流程,減少不必要的官僚環節,尤其是在涉及創新技術的監管上。例如,可以設立專門的Web3快速審批通道,為區塊鏈和數字資產項目提供加速服務,從而縮短從項目立項到實際落地的時間。
此外,加強部門間的協作至關重要。政府可以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專注於推動Web3政策實施,確保機構間的溝通順暢,減少因協調不足導致的拖延和矛盾。同時,日本可以借鑑新加坡和香港的成功經驗,引入“監管沙盒”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企業可以在一定的臨時放寬監管條件下測試新技術和商業模式,從而為創新提供更多的靈活性和實踐空間。
為了激勵企業在Web3領域大膽創新,日本政府需要推出一系列具有吸引力的激勵措施。首先,通過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加大對研發的投入。例如,對在區塊鏈技術領域進行研發的企業提供稅收減免,降低企業的創新成本。
同時,政府可以設立專項創新基金,為中小型Web3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幫助這些企業渡過初創階段的資金瓶頸。類似的資助計劃已在美國和韓國取得了顯著成效,這些國家通過政府與企業的合作成功培育了多個獨角獸公司,為日本提供了有力的借鑑。
國際合作是日本在Web3領域實現突破的關鍵。為了彌補在區塊鏈技術上的短板,日本需要積極尋求與其他國家和領先企業的合作。首先,日本企業可以與在區塊鏈技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國家(如美國和中國)的企業建立戰略伙伴關係,通過技術交流和項目合作獲取先進經驗。例如,日本可以與香港的監管機構合作,共同推進“監管沙盒”項目的落地,或者與美國的區塊鏈公司攜手,探索虛擬資產用戶保護和加密貨幣交易監控等機制的創新。
此外,加強與海外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合作也尤為重要。日本大學可以與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以及香港科技大學等國際頂尖學府開展聯合研究,推動區塊鏈技術的發展,並共同培養高端技術人才,從而彌補Web3領域的人才短缺問題。
Web3技術為日本帶來了實現“數字復興”的潛力,但能否擺脫“造佛不入魂”的歷史困境,取決於政策執行效率的提升、企業創新能力的增強,以及對全球優秀人才的吸引。如果日本繼續受到保守文化和複雜官僚體系的束縛,Web3產業可能會成為“失去的三十年”中的又一次遺憾。
在全球Web3浪潮中,日本既面臨挑戰也迎來機遇。唯有突破保守文化和官僚體系的限制,充分抓住技術變革帶來的發展契機,日本才能在數字復興的道路上追趕國際步伐,實現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轉發原文標題:《CGV創始人Steve:「失去的三十年」給我們的啟示:日本Web3行業應避免重蹈覆轍》
“我認為,日本目前在Web3領域的發展就像一句日本諺語所說的那樣,‘造了佛像卻不注入靈魂’,也就是說:‘形式有了,但實質還欠缺。’儘管日本政府在Web3政策制定和標準設定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執行和關鍵環節上仍然存在明顯不足。”——CGV創始合夥人Steve
Steve的觀察並非空穴來風。儘管日本在Web3技術的接受度和政策出臺速度上表現得相當積極,但根深蒂固的保守文化以及繁瑣的官僚體系卻嚴重製約了創新步伐。這種文化傾向深植於日本社會對穩定和規避風險的偏好中。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機構,都更願意選擇安全穩妥的路徑,而非大膽嘗試新興技術。因此,日本雖然在技術引入方面處於國際領先地位,但商業化的進程卻明顯滯後,導致發展節奏緩慢且缺乏連貫性。
明治維新(1868年)是日本邁向現代化的重要轉折點。當時,日本通過學習西方的軍事、工業和教育體系,開啟了迅猛的現代化進程。然而,在引入技術的過程中,日本在吸收和轉化這些外來技術時遇到了不小的困難。雖然先進技術成功引入,但將其轉化為日本本土的創新能力,卻是一個漫長且艱難的過程。
以鐵路工業為例:日本在工業化初期,大量引入了來自英國和德國的鐵路技術,但由於缺乏本地化的專業技術支持,頻繁發生故障,併產生了高昂的維護成本。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日本才逐步掌握了鐵路相關技術,實現了本地化創新並做出顯著改進。
二戰結束後,日本通過“經濟奇蹟”實現了迅猛發展,而這背後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對外來技術的快速引進與應用。20世紀50年代,日本從美國引入了汽車和電子技術,並在短短几十年內成功躋身全球領導者行列。然而,這一過程並非一帆風順。
在早期,日本的汽車和電子產品幾乎完全模仿西方設計,研發能力相對薄弱。以豐田為例,其戰後初期的生產線幾乎完全照搬美國福特和通用汽車的模式。但通過不斷優化和改進,豐田最終開發出了“精益生產”體系,為日本汽車工業的全球領導地位奠定了基礎。
在電子領域,索尼是一個經典案例。20世紀50年代,索尼推出了第一臺晶體管收音機。這項技術最早由美國貝爾實驗室開發,而索尼通過優化收音機的體積和音質,成功打開國際市場,成為日本創新的標誌性品牌。從模仿到改進,再到自主創新,日本企業用了數十年的時間,最終實現了從技術追隨者到全球領導者的轉型。
20世紀90年代經濟泡沫的破裂,標誌著日本進入了被稱為“失去的三十年”的時期。這期間,日本經濟陷入停滯,創新能力與全球競爭力顯著下降。從1990年至2020年,日本的GDP增長長期低迷,而韓國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許多高科技領域迅速崛起,甚至超越了日本。例如,1995年,日本半導體行業的全球市場份額超過50%,但到2020年,這一數字已驟降至不足10%。
全球股市比較:TOPIX/S&P 500指數比例
作為衡量日本股市全球地位的指標(數據來源:大和綜合研究所)
造成這種停滯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在技術商業化方面的過度保守,對新市場和新興技術反應遲緩。例如,松下和東芝等電子巨頭未能及時調整戰略,應對智能手機和新型半導體技術的發展,最終被蘋果和三星等全球競爭對手甩在身後。同時,日本複雜的官僚體系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創新停滯。企業往往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完成政府審批、許可證申請和合規流程,使許多項目在市場變化中顯得遲緩而無力。
在汽車行業,儘管日本在20世紀末保持了競爭力,但面對電動車(EV)革命卻反應緩慢。特斯拉等新興企業迅速搶佔市場,而豐田和日產等日本企業直到近幾年才開始推出電動車型。2020年,日本在全球電動車市場的佔有率僅為1.1%,而中國和歐洲的佔比分別達到44%和28%。這種緩慢的轉型進一步反映了日本對技術變革的保守態度,並削弱了其競爭力。
綜上所述,日本雖然歷史上曾通過引進外部技術實現快速起步,但在將其轉化為自主創新能力時,始終面臨著文化、體制和市場等多重挑戰。這些經驗為Web3的發展提供了深刻的啟示——如果日本無法迅速擺脫保守文化和官僚體系的束縛,可能會錯失下一波技術革命的機遇。
2023年,日本政府發佈了《日本Web3白皮書》,詳細闡述了區塊鏈和數字資產的發展計劃,旨在通過政策支持為Web3技術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2024年,政府通過了一項法案,允許風險投資和投資基金持有加密資產。這些政策展現了日本利用Web3技術推動數字經濟轉型的戰略意圖。
政策的快速推出源於與其他國家的競爭壓力。例如,新加坡和韓國已在區塊鏈和數字資產領域取得顯著進展。日本希望通過吸引全球Web3公司和人才,避免在新一輪技術競賽中被邊緣化。
一些日本主要企業積極投身於Web3領域。例如,索尼成立了專門的區塊鏈技術和NFT部門,利用其在娛樂行業的優勢,探索將數字資產與音樂、電影等結合的新商業模式。2024年8月,索尼的新加坡子公司 Sony Block Solution Labs Pte. Ltd 推出了以太坊第二層擴容系統“Soneium”。
Soneium生態系統的首批Web3合作伙伴(來源:Soneium 官網)
與此同時,SBI控股(前軟銀集團金融投資部門)是日本首批進入加密貨幣領域的金融機構之一,投資了區塊鏈支付、數字資產管理等領域。SBI還與Ripple合作,利用區塊鏈技術改善跨境支付系統,並建立了區塊鏈投資基金,以推動日本區塊鏈行業的創新。
NTT集團則專注於基礎設施開發,計劃建設高性能通信網絡,以支持Web3應用的發展。2024年,NTT宣佈與多個Web3項目合作,探索區塊鏈技術在智慧城市和物聯網解決方案中的應用。
儘管日本政府對Web3表現出積極支持態度,但複雜的監管和合規框架為許多企業帶來了顯著挑戰。《金融商品交易法》(FIEA)和《支付服務法》對加密資產設立了嚴格要求,包括反洗錢(AML)和了解客戶(KYC)義務。這種監管複雜性導致企業在獲取許可證和審批時面臨高昂的成本和漫長的等待。
根據2024年數據,超過70%的Web3公司認為合規成本是進入市場的主要障礙,合規相關支出平均佔總成本的20%以上。這對資源有限的初創公司尤其是一個巨大負擔。此外,新項目在日本交易所上市時還需經過嚴格的監管審查。根據行業調查,日本交易所新項目的平均上市時間為9至12個月,而其他國家通常只需3至4個月。
日本在Web3等新興領域的人才儲備嚴重不足,與其他國家相比差距顯著。根據LinkedIn 2023年《全球區塊鏈人才報告》,日本的區塊鏈人才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不及韓國的四分之一。這一人才短缺成為日本Web3行業發展的重要瓶頸。
人才短缺的根源在於日本教育體系對新興技術的重視程度不足。儘管日本大學在傳統工程學科方面表現突出,但在區塊鏈、智能合約等前沿領域的投資卻相對滯後。此外,日本保守的企業文化也使創新型人才難以培養和留住,許多年輕人因缺乏冒險精神而對創新望而卻步。
為解決政策執行滯後的問題,日本政府需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提升執行效率。首先,應簡化審批流程,減少不必要的官僚環節,尤其是在涉及創新技術的監管上。例如,可以設立專門的Web3快速審批通道,為區塊鏈和數字資產項目提供加速服務,從而縮短從項目立項到實際落地的時間。
此外,加強部門間的協作至關重要。政府可以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專注於推動Web3政策實施,確保機構間的溝通順暢,減少因協調不足導致的拖延和矛盾。同時,日本可以借鑑新加坡和香港的成功經驗,引入“監管沙盒”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企業可以在一定的臨時放寬監管條件下測試新技術和商業模式,從而為創新提供更多的靈活性和實踐空間。
為了激勵企業在Web3領域大膽創新,日本政府需要推出一系列具有吸引力的激勵措施。首先,通過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加大對研發的投入。例如,對在區塊鏈技術領域進行研發的企業提供稅收減免,降低企業的創新成本。
同時,政府可以設立專項創新基金,為中小型Web3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幫助這些企業渡過初創階段的資金瓶頸。類似的資助計劃已在美國和韓國取得了顯著成效,這些國家通過政府與企業的合作成功培育了多個獨角獸公司,為日本提供了有力的借鑑。
國際合作是日本在Web3領域實現突破的關鍵。為了彌補在區塊鏈技術上的短板,日本需要積極尋求與其他國家和領先企業的合作。首先,日本企業可以與在區塊鏈技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國家(如美國和中國)的企業建立戰略伙伴關係,通過技術交流和項目合作獲取先進經驗。例如,日本可以與香港的監管機構合作,共同推進“監管沙盒”項目的落地,或者與美國的區塊鏈公司攜手,探索虛擬資產用戶保護和加密貨幣交易監控等機制的創新。
此外,加強與海外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合作也尤為重要。日本大學可以與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以及香港科技大學等國際頂尖學府開展聯合研究,推動區塊鏈技術的發展,並共同培養高端技術人才,從而彌補Web3領域的人才短缺問題。
Web3技術為日本帶來了實現“數字復興”的潛力,但能否擺脫“造佛不入魂”的歷史困境,取決於政策執行效率的提升、企業創新能力的增強,以及對全球優秀人才的吸引。如果日本繼續受到保守文化和複雜官僚體系的束縛,Web3產業可能會成為“失去的三十年”中的又一次遺憾。
在全球Web3浪潮中,日本既面臨挑戰也迎來機遇。唯有突破保守文化和官僚體系的限制,充分抓住技術變革帶來的發展契機,日本才能在數字復興的道路上追趕國際步伐,實現長期的可持續發展。